【清风典历】五蠹之害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所以祸乱国家的风气是：研习儒家典籍的人，称颂先王之道，凭借仁义道德进行说教，讲究仪表服饰又修饰言辞，用以扰乱当时的法治，动摇国君实行法治的决心。那些四处游说的纵横家编造谎言，招摇撞骗，借助别国势力以谋取个人私利，却把国家利益弃置一旁。那些游侠刺客，聚拢门徒部属，标榜气节，用来彰显声名，却触犯国法禁令。那些逃避兵役的人，依附在权贵豪族门下，用尽财货贿赂，借助权臣托情，逃避战争的劳苦。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，制造粗劣的器具，聚积奢侈的财货，囤积居奇，等待时机，从农民身上谋取利益。这五类人，是国家的蛀虫。国君如果不消灭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，不蓄养刚正不阿的人，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灭亡的国家，地削国灭的朝廷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　　【小识】

　　“五蠹”与“六虱”

　　《五蠹》是《韩非子》中的代表性篇目，也是韩非全面论证其法治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。圣人治国，“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”，“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”，这就是韩非的根本主张。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首先就要确立法治。

　　不过韩非也十分清楚，法治思想在制度层面的确立只是第一步，而法治的长久实行，其实更在于对制度的维护和保障，在于消除那些法治的危害者和破坏者。危害者有哪些呢？韩非将其归为五种，称之为“五蠹”，“蠹”就是蛀虫，具体包括那些研习儒家典籍的“学者”、长于纵横辞辩的“言谈者”、游侠一类的“带剑者”、逃避兵役的“患御者”以及从事工商的“工商之民”，“此五者，邦之蠹也”。学者疑法、言谈者谋私、带剑者犯禁、患御者逃避徭役、工商之民舍本逐末，其思想、行为无一例外都与法治矛盾对立，治理国家如果放任此“五蠹”而不加清除，“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，削灭之朝，亦勿怪矣”。

　　其实早在《商君书》当中，就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了。《商君书•去强》篇将破坏法治的行为称为“虱”，“农、商、官三者，国之常官也。三官者生虱官者六：曰岁、曰食、曰美、曰好、曰志、曰行。”就是说，农民、商人、官吏这三种职业，如果缺少法度约束和管理，就会衍生出相应的虱害，农民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就会造成粮食歉收；商人贩卖好看稀奇的物品，就会破坏耕战政策；官吏营私舞弊，就会使国家公利尽失。这就是商鞅所批判的“六虱”。《商君书•靳令》亦以礼乐、诗书、修善孝弟、诚信贞廉、仁义、非兵羞战为“六虱”。

　　将《商君书》中的“六虱”与《韩非子》的“五蠹”联系起来看，商、韩的主张明确可见，那就是反对一切对于法治无益、甚至背法乱治的人和事。从“六虱”到“五蠹”，内在的精神一脉相承。

　　韩非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判“五蠹之民”，是因为他们与有益国家的“耿介之士”是互不相容、完全对立的，所谓“不相容之事，不两立也”。在韩非看来，一个国家想要富国强兵，其理念和行为一定要统一，绝不可彼此矛盾。可现实却往往不是如此：“斩敌者受赏，而高慈惠之行；拔城者受爵禄，而信廉爱之说；坚甲厉兵以备难，而美荐绅之饰；富国以农，距敌恃卒，而贵文学之士；废敬上畏法之民，而养游侠私剑之属。举行如此，治强不可得也。”这就是韩非所批评的“国平养儒侠，难至用介士，所利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利”，正是国家治理中的大忌。（阿阳）